興小弟讀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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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社會民主主義中的社會化養育
瑞典通常被認為是全世界對職場媽媽最友好的國家之一。不論男女，都可以享受育兒假。對於異性戀家庭來說，瑞典父母有資格享受480天、即16個月的帶薪假期。自1995年開始，政府實行了一種專門針對於父親的休假模式，即不休假就會浪費假期，這幾個月不能被轉讓，以明確鼓勵父親休假。而餘下的帶薪假期則由父母自行決定分配。而對於生育母親來說，從生孩子前七週就可以開始休假。在孩子八歲之前，父母可以選擇在任何時候休育兒假。這種靈活性也延伸到了因生病而休的假期。父母可以獲得"臨時津貼"，每年在家陪伴生病的孩子最長可達120天，直到孩子滿12歲。失業或自營職業者可從政府領取疾病津貼。

瑞典政策靈活性的另一方面是父母有權在孩子年幼時減少工作時間，而不必擔心經濟陷入拮据。有8歲以下孩子的僱員可以隨時選擇75%的工作時間表，或者每週工作30小時（工資相應減少）。因此，在有年幼子女的父母中，兼職工作很普遍。這些政策明確規定了休假時間的價值；這也適用於假期政策。瑞典的假期是有報酬的，而且很充裕。根據瑞典的各種工作與家庭政策，父母獲得的經濟報酬也往往相當豐厚。例如，在大部分育兒假中，父母可以得到他們以前收入的80%。

瑞典人也為他們的公共兒童保育系統感到自豪。瑞典有著全世界最完善的兒童早期教育和護理項目。政府為全社會提供學前和學齡兒童保育服務，重點關注1至12歲所有兒童的教育。2014年，大約50%的0至2歲兒童入托，95%的3至5歲兒童入托。兒童保育人員受過良好教育。保育服務越來越多地在晚上和周末提供，以適應在這些時間工作的父母。對瑞典家庭來說，兒童保育費用只是其他國家的零頭。低收入家庭甚至不用為他們的孩子支付任何費用。平均而言，父母需要付的費用大約佔兒童保育費用的11 %，其餘由政府支付。瑞典政府在補貼學前服務上的花費超過了國防預算。

為了減輕撫養孩子的成本，政府還為16歲以下的孩子家庭每月提供津貼。家庭還可以依據子女的數量領取額外的補貼。除此之外，從2007年開始，瑞典對家政行業實行了50%的稅務減免，以減輕雙職工家庭在僱傭清潔、烹飪、園藝、保姆等相關人員時的經濟負擔。

綜合來看，瑞典的家庭政策可以解釋該國的高生育率、幾乎與男子相等的婦女勞動力參與率以及較低的兒童貧困率。政策提供的幫助讓職場媽媽成為常態。

高生育率，高勞動參與率和性別平等，不僅是家庭的追求，在職場中也十分常見。女性可以毫無顧忌地向同事和上司宣布懷孕的消息，而不用擔心會影響自己的工作。男性參與育兒過程不僅正常，而且迎合社會期待。參與孩子的生活不是男性的義務，而被視為一種權利。政府機構被認為是兒童保育的主要提供者，因而可以消除父母在教育、收入和其他資源方面的不平等。

德國：社會主義與傳統福利國家的碰撞
德國是一個研究職業母親和工作家庭政策的有趣案例。由於其獨特的歷史，儘管東德（民主德國）和西德（聯邦德國）擁有相同的語言和文化背景，但也有自己的經濟和政治體系，尤其是在婦女參與勞動力市場方面。1990年10月東德和西德的正式統一，意味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福利制度的碰撞：1990年後，西德政府接管政權後，東德的製度、政策和雙職工就業結構迅速轉變，開始向西方保守的男性養家糊口的福利國家模式靠攏。這種模式重視傳統的性別分工，不鼓勵母親工作。在向保守的福利國家和資本主義經濟轉型後，既定的就業和育兒模式被打破，工作與家庭的衝突急劇增加。

1990年前的民主德國憲法保證了公民就業的權利與義務。社會主義的勞動和家庭政策提倡生育，並試圖幫助女性將撫養子女與就業結合起來，提倡家庭和有償工作對婦女同等重要。民主德國將撫養孩子的護理勞動社會化，因此所有成年人都可以全職工作。

而對於聯邦德國而言，傳統家庭政策旨在維護和促進傳統的家庭結構，即男性養家糊口，女性照顧家庭。西方的主流文化意識形態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婦女應該料理家務，一旦孩子入學，她們可以兼職工作。這種文化假設男女具有互補、不同但平等的性別角色。這些文化模式被政策和法律進一步強化：缺乏靈活度的育兒假，以及開放時間短且不靈活的日托機構。雖然母親可以休產假，並獲得一定的物質支持，但這些生育相關的措施並未顧及到男性。

兩德統一後，女性角色陷入了一段混亂的歷史。前東柏林和整個前民主德國的母親們突然被勸阻不要工作，尤其是當她們的孩子還小的時候——這與她們從社會主義下的東德政府那裡得到的信息相反。理想化的母親形象，由於意識形態的交匯而變得模糊。

而在今天，像其他歐盟國家一樣，德國必須滿足歐盟和聯合國為促進男女平等而製定的任務和法律指令。作為歐盟成員國，德國遵循性別平等主流化準則，這意味著政府在頒布立法之前，必須考慮任何計劃中的政策對不同性別的潛在影響。這些協議將工作-家庭政策、性別平等和反歧視法等議題推到了當前德國政治辯論的前沿。自2007年來，德國朝著一個與傳統不同的福利模式快速發展。延續北歐國家的路徑，男性開始休更多的育兒假，父母的育兒假也越來越靈活，享受大量的假期和病假福利。政府支持雙職工的家庭模式，大量政府資金投入兒童早期服務，而非直接向家庭提供現金。

儘管在政策上，德國與瑞典的家庭模式越來越相似，但社會文化的變化與政策並非完全步調一致。比如對於瑞典父母而言，他們認為嬰兒日托十分必要，因為孩子與社會的接觸很重要。而在德國，特別是前聯邦德國地區的主流看法認為，母親在孩子成長早期的陪伴，對孩子的身心健康尤其重要。社會對母親的期待是：在孩子出生後停止工作，最好在出生後的頭幾年待在家裡；等孩子成年後，找一份兼職工作。

與這種觀念相適配的是一個對兼職十分友好的勞動力市場。目前，德國有27%的勞動力從事兼職工作。兼職雖然給了養育者比較高的自由度，但其並不能保證性別平等，反倒有可能加深職場-家庭中的性別區分。因為對異性戀女性來說，其兼職工作的實際效果取決於其伴侶的工作安排和對家庭的貢獻。在仍占主導地位的傳統性別角色文化下，職場母親往往會發現自己處於一種矛盾中：對工作的追求——特別是社會主義的工作形態，與傳統福利制度對母親的期待之間的矛盾。

意大利：家族主義福利模式下的育兒難題
在瑞典和德國，政府在養育孩子中扮演了相對重要的角色。而在意大利和美國，養育的重擔則主要由家庭和個體承擔。意大利遵循著家族主義的福利國家模式（familialist welfare state model）。國家福利制度薄弱，社會保障體系支零破碎，雖然有普遍醫療，但效率偏低。存在著針對家庭的福利，但一般來說，國家不會在私人領域進行大量干預。

和人們的普遍認知一致，意大利是一個很重視家庭的社會。但意大利的家庭不僅僅是核心家庭，而是意味著帶有裙帶關係的大家庭。傳統的養家糊口/操持家務的理想佔社會主導地位，女性被期望提供照顧勞動以及管理家庭生活。受此種家庭文化的影響，意大利的勞動力市場高度二元化，福利與職業、性別、年齡和公民身份高度捆綁。儘管意大利的家庭和經濟在近幾十年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但勞動力之間的社會福利差異依然存在。福利與工種緊密相連，有永久合同的全職工，與高薪、資歷與勞動保護掛鉤。這些“標準工人”往往大多受僱於公共部門和大中型企業的年齡較大且土生土長的意大利男性。女性找到一份帶標準合同的工作很難，只能從事兼職、臨時的工作，需要面臨更大的工作不穩定和工資不平等，以及少得多的社會保障。

家庭主義式的福利模式讓意大利成為歐洲對有孩子家庭的公共支持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公共資源被輸送給有著永久合同的男子，男性不僅要供養配偶和子女，還要供養在經濟上依賴他們的親屬。但這種性別化的福利模式，在人口快速老齡化和女性的就業率相對較低的情況下，使得社會中的職場-生育壓力更為尖銳。意大利全歐洲老年公民比例最高的國家。社會政策對養老金領取者和持有永久合同的工人提供了充足的支持，而對個人權益和公共護理服務的支持很少。

不平衡的福利政策以及就業政策體現在了生育數據上。在歷史上，意大利曾一度是歐洲生育率最高的國家，但現在，它是自2000年代中期至後期以來最低的國家之一，每名婦女的生育率停滯在1.34左右。意大利全國四分之一的適齡女性以臨時合同的形式受僱。這些短期合同缺乏政策支持，就業的不穩定降低了其生育意願。

美國：自由主義福利制度中的“個體責任”
如果說意大利的父母還能從大家庭中獲得一定的育兒支持，那麼在崇尚個人自由和個體責任的美國，養育成為了一件更為私人的事情。在美國的自由主義福利制度下，缺乏全國性的家庭政策，政府不強制雇主為僱員提供幫助。為父母者，需要統籌規劃，"無所不能"。個體責任的理念化讓工作和育兒簡化成了公民自己的問題。而這種強調個體選擇和自由的模式下，存在著深刻的以階層、種族和性別為區分的不平等。

美國沒有一套全國通行的工作-家庭政策，沒有全民醫療保險、社會保險，沒有全民帶薪育兒假和兒童保育，也沒有設立假期和病假的最低標準。這些政策一般由各州制定，但這也意味著只有那些富裕地區的勞動者才更能從中受益。例如，目前全美只有加利福尼亞、新澤西、紐約和羅德島四個州提供帶薪育兒假。高收入者享受帶薪探親假的可能性是低收入者的三倍多。

美國沒有針對任何年齡兒童的全民托兒服務。聯邦政府提供的有限的兒童保育服務是針對最貧困的公民的。低收入父母必須參加工作或與工作有關的活動，才能通過兒童保育發展基金獲得兒童保育補貼（Child Care Development Fund）。如果沒有政府對保育的支持，家庭就必須尋找私營的兒童保育解決方案。而市場中的醫療費用和質量存在著巨大差異。與低收入家庭相比，富裕家庭能夠為其子女提供更安全、更優質的環境。學術研究早已證明，在兒童生命早期進行教育和護理投資，會在整個青春期和成年期產生巨大的回報。而國家調控的缺失，使得教育中的階層差異越來越大。

由於缺乏國家層面的工作家庭政策，相關福利一般由企業提供。如帶薪探親假、兒童保育援助、彈性工作時間和遠程辦公。但這些通常適用於市場勢力較大的員工。這些人往往是男性、大公司的僱員、以及高收入專業人士。與父親相比，職場母親更可能受到市場的排斥。調查這些現象的研究人員發現，美國的自由市場社會供給方法已經失敗，高比率的母親和兒童貧困證實了這一點。

美國的低支持環境意味著，與在工作-家庭政策上支持力度更大的國家相比，美國人養育子女額外繁重和有壓力。許多職場母親會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美國媽媽在工作和家庭角色之間感到巨大的內疚和緊張，與德國和意大利的情況類似。但是在德國，人們可以將問題歸咎於過時的文化規範和性別分工，意大利人可以歸咎於政府在育兒福利上的角色缺失，而絕大多數美國人卻責怪自己沒有"平衡"或"管理"好自己的生活。當美國媽媽經歷工作家庭衝突和壓力時，她們通常認為這是她們的錯。女性傾向於怪罪自己，而不是批評她們的長時間工作、苛刻的雇主或缺乏社會中的支持。而當母親們獲得了一定的支持，她們會認為這是自己的“幸運”，而非自己的“權利”，因為後者在政策中並不存在。

美國全國層面的工作-家庭政策的缺失，使得個體養育壓力，在"理想職員"與"理想母親"的角色矛盾中被不斷深化，形成了雙重"負罪感"。美國女性對雇主有著較低的期望值，因為任何休假時間對這些媽媽來說都不是理所當然的，而是一種奢侈。因此一些母親覺得有必要通過更努力、和更長時間的工作，來不斷獲得來自雇主的支持或回報雇主。除了覺得需要向雇主展示全心全意的承諾之外，母親們也常常為要達到對“母親”角色的期待而感到壓力。個體主義下，母親的內疚感來自於不斷的權衡，以確保自己能為子女做出正確的決定：你做的每一個選擇，你扮演的每一個角色，都在塑造孩子的一生。

從美國母親的角度來看，承擔工作與家庭衝突的負擔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國，家庭繼續作為一種以個人為基礎的機體在運作。那些在其他歐洲國家被視為公共責任的社會成本，在美國被私有化。自由福利國家得以延續，母親的職業與家庭衝突被歸咎於自身，也是她們自己需要解決的問題。這種關於個人責任的論述，掩蓋了母親難以在撫養子女的同時，努力工作賺錢的社會和結構性原因。而這種對宏觀元素的忽視，給職場母親造成了高昂的經濟、情感和身體代價。

前路何方：反思性別角色分工與社會化養育
在美國，各種因素導致的深刻的不平等結合在一起，產生了不同的工作-家庭衝突。人們雖然會覺得這種衝突不幸，但不可避免。但比較研究證明，職場與家庭的衝突是社會造成的一種現象，這也意味著社會可以改變這種現象。人們可以通過制定政策來糾正產生不平等的社會條件，從而減少社會的分化。

職業母親用來減少工作家庭衝突的解決方案，高度依賴於她們所在的社會背景。母親對平衡工作與家庭的渴望，以及她們設想的解決方式，受到一系列特定的個體經歷、社會互動、福利政策的影響，這些個體、市場與國家的互動構成了母親們的生活世界。在這些生活世界中，性別、族裔、種族、階層都在隱形地起作用。"理想化"的母親形象，與職員形像一起，持續地影響著人們對自我行動的設想與實踐。

無疑，在四個國家中，瑞典的職場媽媽最讓人羨慕。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需要將瑞典的政策視為圭臬？這些政策如何體現了關於育兒、職場和性別等更大文化話語，以及政策如何在相應的社會文化中運作。因此，政策、文化、傳統與職場等相互交織，塑造著職員與母親的理想角色，也影響著個人的人生選擇與行動。

在瑞典，養育子女被視為一項集體責任，不論男女，都可以、而且應該為了獲得報酬和照顧家庭而工作；職場也應該承認和支持僱員的家庭責任和興趣。但這些文化信仰與聯邦德國的傳統性別分工觀念、與意大利的大家庭式的照料模式、與美國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並不完全相容。換言之，問題本身不在於政策，而在於政策背後更為廣泛的倫理和文化。

文化轉型、社會物質條件的變化和政策改革並非完全同步。一刀切的政策方案不太可能適合所有母親和家庭。但隨著"生育"問題由私人領域進入大眾的視野，對相關政策和出路的討論也越來越多元，人們有希望在社會中看到更少的刻板化的性別期待，而看到更多的對職場母親的政策、職場和文化支持。

面對職場與家庭之間的張力，以下提出了幾個解決方案，這些方案不僅適用於美國社會，也可以給其他現代社會以啟發。

其一，從認知上需要拓寬社會對於母親、伴侶、職員的理解，需要重新審視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文化認知，男性有權利享受家庭生活，有權利照顧孩子；女性也有權利進入職場，發揮自己的價值。研究結果表明，如果工作-家庭政策更多地提供給女性而不是男性，那麼這些政策在幫助職場母親的力度是有限的。換言之，這些政策需要在支持性別平等的文化環境中頒布。政策可能有利於母親，但不一定有利於平等。工作-家庭政策，需要與性別平等政策並駕齊驅，以改善職場母親的社會和經濟環境，也為男性提供"養育者"之外的可能。瑞典的證據表明，在實施"要麼使用，要麼失去"的父親帶薪休假後，父親們已經改變了他們的育兒行為，更多地參與到對孩子的照顧中來。休更長假的男性還報告稱，他們對養育子女更滿意，並更多地參與照顧孩子。他們與配偶和孩子的關係也更密切。

其二，在職場中進行工作的結構重組。工作場所需要改變工作的模式、評估生產力的方式、以及職員獲得勞動報酬和獎勵的方式。雇主需要意識到所有僱員都有工作之外的需要，而這一舉措需要與社會中對性別和家庭的理解同步轉變。例如，瑞典和前東德的母親樂於參與彈性工作並減少工作時間，但意大利和美國母親對使用這些福利猶豫不決，擔心會損害她們在工作中的地位，因為男性並不會選擇這些工作。這一發現強調，如果政策的改變沒有相應的社會文化支持，那些強調傳統性別分工的文化模式將塑造母親對既定政策的體驗，甚至加劇女性的邊緣化。

最後，生育問題的解決需要全社會的努力。在理想的藍圖中，每個人都有機會和權力充分參與有償工作和家庭生活。母親的工作-家庭衝突需要經濟和政策支持，以及對照料家庭勞動的價值的文化認可。除非國家確認所有成年人都有權利將職場勞動與家庭勞動相結合，否則女性在試圖處理工作和家庭的衝突時會持續處於不利地位。如果想減少職場母親所承受的壓力，撫養孩子的成本就不能單單由個體——特別是女性——來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