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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的社會學思想

第一、社會學要認識的是社會行動。
韋伯把社會學定義為:了解人的社會行為的科學。社會學應該把個人的行為或者個人的社群行為作為研究的重點,社會行為就好比是組構社會的「細胞」。他認為,心理學雖然也研究個人行為,但心理學與社會學研究個人行為是有區別的;社會學之所以要研究個人的行為,是因為個人賦予了他的行為以一定的意義。只有這種行為才是社會學家感興趣的,他提及:人類的行為之所以稱之為行動,即行動者個人把主觀的意義與該項行為相結合,認為人類的存在就是一種社會的存在,若排除個人的行動,勢必無法了解社會形式的運作。


第二、韋伯提出理想型的概念,做為說明社會行為時的方法。
依據此種理念型的概念,從事社會行為的實際型態分析,以理解社會文化現象中,因果關係歸屬的方法,把社會行動區分為四種類型:一種是與目標相連結的合理性行動,稱為目的理性行動;其次是與價值觀相連結的合理的行動,稱為價值理性行動;再次是感情的行動;另一種是傳統的行動。這項對社會行動的理論對於社會學產生很大的影響。


第三、強調「價值中立」的原則。
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強調探究社會現象實不宜注入濃厚的個人意念。認為社會學主要的課題為「社會行為」的探討。要從根本上說明社會行動的過程和影響。社會學者在於經由理解的方法,對社會行為加以了解,以闡明其中的因果關係。社會學即為對於行為者所表現的有意義的行為,追根究柢到隱藏在背後的原因、動機層面,理解當中原因與結果之間的關係,以便對社會從事說明的科學。


第四、理性化對社會行為的影響。
「理性化」是現代化最核心的思想,脫離非理性觀念的束縛,亦即理性精神的普及。隨著社會變遷,人們由「價值理性」走向「工具理性」,此意謂著個人採取理性的行為,取代了非理性的行為模式,社會成員不再受習俗、慣例、因襲、人情等的拘束,亦不受感情所左右,為達到目的採取有效且適切的手段。此種理性的態度,須以獨立的個人為主體。個人不再因身分、居住地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差別待遇,並脫離團體規範的束縛,個人能自由活動,擔負自己的責任,使傳統的社區與社會關係解體,個人相互之間的社會關係,基於功能的需要而互動。


第五、社會變遷的探討,並引發對發展社會學的建構,該理論影響人們對工業化及現代化的思維。
有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一書是源於對西方經濟動力來源的探索,發現:喀爾文教派信徒在經濟行為上的優秀表現,係源於: (一)資本主義是建立在一種合理的經營和勞資關係,喀爾文信徒具有此種態度乃源於其認為「上帝有決定的權力,且不受任何干涉影響,以決定孰能上天堂。」信徒為了能上天堂,因此採「禁慾」觀念,將經濟上的利潤轉為投資,勤勞儉樸、不浪費、不揮霍,以期建立合理的經濟行為,榮耀上帝,並期望獲得上帝的榮寵進入天國。這種動力引發喀爾文教徒建立資本主義的理念與作為。

(二)因宗教的信念,導引到經濟行為的「理性化」作為上,即追求目的和手段的合理計算,即為資本主義精神。

(三)宗教對經濟行為的指引,非直接的,而是一種微妙的、迂迴的「轉折」過程。

(四)這種資本主義精神在開始確實影響西方經濟行為甚廣,但是經過三、五十年,也漸為「世俗化」的經濟理念,現所影響人們對資本主義的追求已非為執著於基督教的倫理觀,而是源於大家為享有富裕生活以及慾望滿足等「世俗化」的因素所影響。這也是韋伯認為許多理念的建構於完成後,其後反而成為人們必須遵行的「牢而不破」的框架。


第六、提出現代化社會中「官僚制度(Bureaucracy)」的理論。
韋伯認為西方社會發展的最大關鍵是理性化,它藉法律、經濟、會計和技術散佈出去,整個生活就是一個功能效率與功能衡量的精神,是一種經濟化的制度(最小的成本最大的產出),這個態度不只是對物質資源,而且也及於整個生活,由於理性化的不可免,行政管理掌握權力,而所有社會制度的官僚化也就不可避免了。技術知識的擴張以及工業經理和政府官僚的興起,是種新型態的控制,將來是屬於官僚階級的,而不是如馬克思(K.Marx)所言在於無產階級的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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